2016年4月，我国首次从非洲大规模押回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尽管各地都开展了众多电信诈骗防范宣传，但现实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人被诈骗

石溪村，江西省余干县著名的电信诈骗村在今年初遭遇了警方全力整顿

工信部要求从反恐怖主义高度看待电信诈骗，“史上最严实名制”能否根治互联网时代最大难题？答案是：很难很难。

5月12日，范银贵用一条消防水带，把自己吊在了楼道水管上。自杀时，他身上仍穿着17年前结婚时，四姐给他做的一件灰白格子西服。

  这个甘肃天水秦安县的乡村教师，一家三口租住在年租金1000元的危房里，至今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生活陈设简陋不堪。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节俭，积攒了23万元。原本他准备用这些钱，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一个诈骗电话击碎了范银贵的全部希望，一个操着蹩脚普通话的男人自称是警察，说范银贵的账户涉嫌洗钱，要冻结全部资金。胆小内向的范银贵轻信了，分两次给对方转去了自己的全部积蓄。等反应过来，为时已晚。

　 一场骗局一条命。人性弱点也好,骗子无良也罢,最原始的电信诈骗,在我们身边,依然有着最辽阔的市场，轻则损失巨额资金，重则引发生命惨剧。一个让人吃惊的数据是:2015年,全国电信诈骗发案59万余起,被骗走222亿元,其中有100多亿诈骗赃款被卷入台湾地区。

   电信诈骗,就如此难治吗?

5月24日，范银贵自杀后的第12天，工信部下发通知，要求从《反恐怖主义法》的高度去认识看待电信诈骗，要求各电信企业今年底电话用户实名率达到95%，2017年6月30日前，全部电话用户实现实名登记。

   这被业内解读为“史上最严实名制”——但事实上，相关部门对电话实名制的管理从六年前就开始了，只是6年过去，实名制在诈骗面前形同虚设。我们只能期盼，电话实名制的“最后期限”，不要再次雷声大雨点儿，让电信诈骗成为工业信息化互联网时代的最大难题。

一个诈骗电话一条命

    范银贵接到夺命电话那天是5月9日上午，他有事没去学校。他的妻子说，电话是早上10点多打来的，她隐约听见对方自称是“公安局”的。

    紧接着，另一个电话打过来，这回对方是“天津一个区的公安”。一个男人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说范银贵犯了案子，不配合就要逮捕他。

    通话大概有一个小时，范银贵拿着存折和身份证急匆匆走了。5月10日中午，一夜未归的范银贵一进家门就嚷嚷：“不得了了，咱的钱都叫人家骗了。”然后他又念叨：“再给人家打一万二，冻结的这23万就能退回来。”

慌了的妻子赶紧让他赶紧去公安局。第二天中午，范银贵得到回馈说报警晚了，钱已经被转走了。在家蒙了一会，他突然站起身往外走，留给妻子最后一句话：“我揍那些人去。”

    12日下午，范银贵的尸体被发现，他用一条消防水带，把自己吊在了一个楼盘楼道的水管上。窗台上有一层灰，范银贵在上面用手指写了遗言：“我的死与妻子无关，与骗子有关。”

范银贵身后，留下了一张语句不通漏洞百出，但却有他姓名、身份证、照片的“冻结管收执行命令”，以及两张转款的银行凭证：5月9日，他分两次打去18万、5万，汇进了位于广西的一家银行的账号——这23万元，是他一辈子省吃俭用，一套西装从结婚穿到现在17年，只为买一套属于自己房子的“购房款”。

    他的绝然离去，带给家人无尽悲痛的同时，也让妻儿陷入了绝境。秦安县公安局警员表示，这起电信诈骗案正在调查中，尚不能对外发布相关信息。

一个诈骗电话一条命，范银贵不是第一个自杀者——今年1月，47岁的河南周口农民熊先生，带着1万元来到新乡做小生意，遇到诈骗电话把1万块钱通过农行汇给了骗子。报案后，选择在农行门口上吊自杀。

在吉林，一名妇女接到谎称检察院的诈骗电话，把下半辈子用来过活、丈夫的死亡抚恤金给了诈骗分子，走投无路的她最后跳楼自杀身亡。在山东，一位中学女教师收到一条内容为“法院传票”诈骗短信后，向骗子账户转账5万元后，怀揣一张证明自己清白的纸条后跳楼自杀。

很多明星也不能幸免：演员汤唯在上海拍电影时接到所谓“上海市公安局”的电话，被骗21万，林丹妻子谢杏芳因为收到改签航班的客服电话被骗4.5万，小龙女李若彤经纪人收到所谓“北京公安”的电话被骗100万。2015年7月24日，二胡大师王国潼的妻子、著名民族声乐歌唱家李远榕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员”骗取2000万元港元。

就连企业、公权力机关、领导干部也在被诈骗之列：贵州省都匀市建设局杨姓公务员负责的经济开发区，被台湾犯罪嫌疑人假冒公检法机关骗走棚户区改造款和农民工薪资人民币1.17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金额最大的一笔电信诈骗案。

就连代理电信诈骗案的律师也差点上当。律师李煜弦常年在电白地区代理电信诈骗的案子，有“律协工作人员”转告他，省司法厅“马厅长”让他回个电话。电话里，“马厅长”提出可以帮忙解决一些困难，只是需要一些钱接待“从北京来的领导”。后来他才得知“马厅长”是一个专门针对律师的骗局，已经有人上当。

打不尽、杀不绝、抓不完怪圈

    那么，这些电信诈骗分子来自哪里？

 与人相识时，王勇（化名）从不会愿意介绍自己的家乡，他害怕别人听到家乡后投来的异样、怀疑的眼光。

 王勇来自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当地麻岗镇和树仔镇，是电信诈骗犯罪“猜猜我是谁”和“我是你领导”主要输出地，而电白，更被媒体称作“中国诈骗第一县”。

 没人知道，电信诈骗种子是什么时候在这儿落地。但当地老人都记得，2004年就有不少人利用打电话方式“一夜暴富”，在“成功人士”的示范效应下，当地人纷纷以“夫妻档”、“兄弟连”等这种家族式的人员集体加入诈骗行列。

“猜猜我是谁”、“我是你领导”都很简单，背一下台词就可以开工。几十元钱一部的二手诺基亚，加上大把两毛钱一条、铺天盖地的公民信息，骗子的摊子就搭起来了，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拼命打电话。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就算是大海捞鱼也总有收获的时候。

电白这个地方名声也因此逐渐臭了，被冠以“电信诈骗县”帽子。2014年5月以来，为了“摘帽”，电白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民反电信诈骗战”。2015年10月，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茂名305特大电信诈骗案”一审宣判，30名被告人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9年至1年5个月不等，并处罚金25万元至3000元不等。

这并不意味着电白就摘掉了诈骗村的帽子。2009年，电白曾被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确认为“全国打击电话诈骗重点地区”。当地展开专项行动打击，甚至不惜撤掉通讯基站，都无法阻挡“死灰复燃”。此后，在2012-2014年电白电信诈骗最为猖狂的时候，最夸张的说法是，电白一个县的电话网络繁忙程度超过了华尔街。

除了广东电白，还有海南儋州、广西宾阳、江西余干、湖南双峰、福建新罗、河北丰宁等等地方，均先后戴上了“电信诈骗村”的帽子。走进这些电信村，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三多。一是反诈骗标语多，多到铺天盖地；二是通缉令多，大街小巷都贴满了电信诈骗犯罪在逃人员的悬赏通告；三是柜员机多，方便诈骗者提款——虽然各个地方诈骗手法各不相同，比如“冒充黑社会老大”的几乎全来自河北丰宁，但他们目的一致而且受害者遍布全国。

“手机通信、网络银行、任意显号软件等，都成了犯罪分子利用的工具。”湖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重案支队调研员曾国民说，电信诈骗犯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有话务组、办卡组、转账组、取款组等多个相互独立的部门，有的甚至聘请编剧撰写“剧本”，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消极等待”，而是通过非法渠道购买个人信息，设置专门情节“精准定位”，从汽车退税到洗钱涉案，哪个借口最接近受害者的生活，最让受害者害怕或贪婪，他们就紧跟哪种潮流。

甘肃乡村教师范银贵就是这样一步步被引入了陷阱。但想要抓住害死范银贵的凶手并不容易，因为这些诈骗分子随着内地警方打击力度的加大，也升级到了海外，呈现跨国化趋势。

就在今年，公安部就破获了多起跨国电信诈骗案。1月份，成功告破“12.22”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从老挝抓获470名犯罪嫌疑人；4月底，组团冒充公检法的117名电信诈骗团伙从马来西亚押解回国。其中犯罪嫌疑人大陆65名，台湾52名。

但这些努力，与日益猖獗的电信诈骗案相比，仍是显得如此弱小——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电信诈骗案件的破案率目前不足5%。4月13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每年有上百亿元人民币的电信诈骗犯罪赃款被骗子从大陆卷到台湾，被追回的仅20万元。

 “电信诈骗已经陷入打不尽、杀不绝、抓不完的怪圈。”一位办案民警说， 犯罪分子会将赃款倒手多家银行，这也增加了追查难度。有一个银行职员被诈骗后，通过自己关系追踪这笔钱的去向，发现犯罪分子转手了至少6家银行，直到这名受害人再也无能为力。

此外被公安机关逮捕的大多是底层犯罪分子，真正头目很难追踪。头目甚至对手下做过反侦查培训，“你有多少证据，就定我多少罪，我们一句话不说。”有时没有供词，公安机关很难从现场的电脑和账单上，获得足够证据。因为大部分情况下，IP地址的登记人并非真正实施诈骗的人。

谁之责？电信实名制6年形同虚设

     一个事实是，电信诈骗俨然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公开资料显示，仅2015年，因为电信和网络诈骗造成的经济损失竟高达222亿元，且诈骗案件年均增长70%。

　    谁应该为其担责？是没有任何隐私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在于，你几乎不会知道个人真实信息是如何泄露出去的。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电信诈骗村”当地政府逃不开干系。这些电信诈骗村往往处于偏远闭塞、经济落后地区。比如广西宾阳的廖寨村，其县志记载除了种田，在1980年代还生产犁、耙、锹、锄、柴刀等铁器农具，但现在的廖寨村，村里已经看不到铁具生产痕迹，豪车、楼房、夜场消费却成为了这类地区主要消费方式。

 资深媒体人刘雪松说，“取证难”、“村民不得已而为之”往往成为了农村基层组织和当地行政管理疏于管理的“借口”，使诈骗村存活达数年甚至十多年。

     更重要的，是来自运营商和银行。电信诈骗有两个重要环节,“诈骗电话”和“银行转账”——手机实名制和银行卡实名制,是打击电信诈骗的关键。 

     “每一个电信诈骗后面，都跟无实名登记的手机卡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副总裁陈伟才看来，诈骗团伙用无实名登记的手机卡联系受害人，使他们可以逍遥法外，实名制有利于追根溯源，也有利于诈骗类案件的侦破。“问题是，为何电信实名制出台了6年还无法落实？”

     2010年到2016年，陈伟才每年的提案都和电信诈骗有关。2010年3月，陈伟才在全国两会上提出 “实行手机实名制,预防和打击手机短信诈骗”的建议。同年9月1日起,工信部在全国多个省市逐步推行手机实名制。201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将公民个人电子信息保护和电话用户实名制纳入法律层面。

2013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出台了《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和《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2015年初，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印发了《电话“黑卡”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展开为期一年的“黑卡”治理专项行动。

但实名制过去6年，效果仍然很不理想，更没有起到有效限制诈骗电话、诈骗短信的作用。

广东是国内电信诈骗的重灾区之一，去年10月，广东省人大专门组织约见了广东三大运营商、通信局、银行等相关部门。三大运营商纷纷表示，他们积极开展手机实名制的落实，落实程度达到97%，现在所有的新卡必须是实名的。

当时，陈伟才也参加了这次约见会。然而，在今年3月陈伟才赴京参加两会时，他在广州火车站亲身体验仍然发现，没有登记任何身份信息就购买了一张手机卡。“这说明，尽管运营商都表示要落实手机实名制，但仍从运营商内部流出大量没有登记的手机卡，然后在社会网点和代售点销售出去。”

根据记者了解，目前很多通讯店在出售电话卡时为了招揽生意，并不要求落实实名制，而是由店主用别人的身份证事先登记好，网上还有人批量出售已登记好的手机卡。

利益链条之下，“史上最严实名制”难起多大效果

 5月24日，范银贵自杀后的第12天，工信部下发通知，要求从《反恐怖主义法》的高度去认识看待电信诈骗，要求各电信企业今年底电话用户实名率达到95%，2017年6月30日前，全部电话用户实现实名登记。

这被业内解读为“史上最严实名制”。问题是，这能否遏制猖獗的电信诈骗？

恐怕未必。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我国每年丢失的二代身份证达数百万张，这些身份证在网络黑市被公开叫卖，即使手机卡实名制，电信诈骗者完全可以通过购买身份证、伪造身份证的方式大量办理手机卡。

手机卡实名制效果有限的另一个原因是，这种手段主要针对的是短信诈骗，防不住利用改号软件实施的海外电信诈骗。而海外电信诈骗才是目前电信诈骗的大头。

因此，运营商作为通讯提供者，在改号软件上的监管职责更受质疑。中国移动某分公司一名内部人士就表示，不法分子通过利用运营商交换机漏洞，来更改通话的主叫号码。也不排除运营商与他们勾结犯乱，若收到更改号码的短信，常是利用伪基站发送。“对运营商来说，是可以去查到问题所在的，主要看运营商愿不愿意查。在平时业务开展中，公司要求要严把关，但有些地方的运营商为了完成指标、发展业务，把关严不起来。”

在陈伟才看来，运营商和不法分子本就是“一丘之貉”。他甚至拿出一个《2013年被骗100亿元电话诈骗利益分配图》指出，其中，运营商在这个“诈骗蛋糕”中获得10%的利益。

而在那些鼎鼎大名的“电信诈骗村”，运营商问题暴露得更为严重——那些村子里从事诈骗用的宽带，都是专门定制的。“普通的宽带一年只需要六七百块钱，而用来诈骗的宽带需要向运营商交两千多元或者更高的费用。”

另外有人士猜测，虚拟运营商甚至在电信诈骗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波助澜作用。比如已成为电信诈骗高危新标签的“170/171号段”。

170是虚拟运营商的专属号段，从2013年12月26日工信部发放首批虚商牌照至今，已有42家虚商企业投入运营，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把部分通讯网络使用权承包给了虚拟运营商，它们将短信、语音、流量重新组合为更灵活的套餐，再以自己品牌销售给用户。

记者调查发现，170卡相比三大基础运营商，资费更低，其中最低消费仅7元每月，不需要月租。电信诈骗犯们为降低被警方追踪的风险，经常打完一张换一张，使用170卡能降低作案成本。更为关键的是，虚商对实名制登记买卡一度要求不严，不要求身份识别，可以很容易大批量买到170卡。

　银行卡实名制也落实不到位

    追溯放纵电信诈骗猖獗的根源，银行也让人扼腕。

    据公安部门统计，2015年全国有222亿元从受害者账户流向诈骗犯罪分子的账户。由于实时支付只需要几分钟到账，诈骗犯罪团伙立刻将钱如“天女撒花”般打散并安排专人负责取现、套现。

一位参与办案的民警称，尽管现在的转账机制都是即时到账，但只要管住银行卡实名制，就能遏制电信诈骗。问题是，银行卡实名制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相当严重，诈骗犯罪分子手上拥有大量银行卡，都是通过黑市购买，不少银行为了开卡数量的业绩考核，导致开卡门槛低、发卡泛滥，也变相让犯罪分子有了源源不断的卡源。

去年年底，银监会发文规定，自2016年1月1日起，同一客户在同一商业银行开立借记卡不得超过4张。不过，有银行人士透露，虽然银监会这样规定，但银监会是监督机构，文件的效力比不上法律、法规，即使客户开超过4张卡也很少遇到阻止，对开银行卡数量限制已沦为一纸空文。

不仅如此，对公账户也在很大程度上方便犯罪团伙实施电信诈骗。2013年3月1日，深圳市推行新的商事登记制度，申报人注册公司时比以前简化了很多手续，可以在网上办理，也可以设在住宅区，而且一个地址可以重复登记。

大量信息不实的对公账户成为了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诈骗资金的渠道。犯罪分子往往采用单笔低于5万、分多笔转账的方式，通过网银转账将高额的诈骗赃款瞬间分散转移。深圳某国有企业被诈骗3505万元案件中，犯罪分子正是利用“公转私”的漏洞，以每笔5万元、分多笔转账的方式将被骗资金转走。

 　“很多对公账户对应的公司，警方查不到任何真实的信息，有的甚至最后查到一位信息被盗用的农民身上，最终不了了之。”上述民警说。

说法：

应将失责的电信运营商告上法庭

——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

陈伟才认为，根据经验,电信诈骗,特别是犯罪分子在境外实施诈骗的,破案几率非常小,把钱找回来的可能性极其渺茫。

要遏制电信诈骗就应追究相关部门不作为的责任，就应该向法院提交立案申请,以没有履行电信条例、提供准确来电信息为由,状告电信运营商，如果还是不能立案,可以向当地检察机关求助，以法律压力倒逼机构加强监管。

    据了解，2014年和2015年,有两位电信诈骗受害者在陈伟才的建议下,打赢了与电信运营商的民事赔偿官司,并获得受骗金额的20%的赔偿款。陈伟才认为,广州、深圳两个案例的成功能够促使更多的受骗当事人依法维权、挽回部分损失。而且,更多案例的出现,一定会倒逼电信运营商依法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中规定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为电信用户提供迅速、准确、安全、方便和价格合理的电信服务”的责任,促使其及时弥补管理漏洞和改进技术缺陷,从源头拦截源头治理跨国电信诈骗活动的漫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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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名制在热闹过后都变形了

 近年来，曾引起关注的种种实名制中，真正效果良好，实现了政策制定者初衷的并不多。不少实名制在热闹过后不了了之，有的名存实亡，有的进退两难。

1、微博实名制

　   今年1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今年将全面推进网络真实身份信息的管理，包括微博、贴吧和微信等均实行实名制。

     但早在2012年，新浪微博就启动了实名认证工作。不过，用手机注册新浪微博用户非常顺利简单。对于老用户，新浪微博也并没有强制实名。

2、网游实名制

   2010年8月1日，《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其中明确了对网络游戏实名制的要求。

不过截至目前，网游实名制还是很多漏洞。“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一位业界人士说，网游运营商一方面为了赚钱不想堵甚至是纵容，另一方面则是没能力认证，很难判断玩家的注册信息。如果未成年人拿父母的身份证来玩，很难核实清楚。另外，从监管来说，面临着执法主体不明确、尺度不一的问题。

3、网络实名制

2002年4月29日，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李希光在访谈中提出，“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网上发表言论”，一时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2009年，杭州成为全国第一个通过地方立法实施网络实名的城市，此条例当年一发布，就遭到了质疑，认为此举会收缩公民诉求表达的渠道，而且如何界定“恶意攻击”也是难题，随后媒体集中报道了杭州“网络实名制遇冷”。这项法规的执行不了了之。

　4、快递实名制

根据国家邮政局的统一部署，快递实名制登记于2015年1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要求通过对寄件人电话号码及相关身份信息比对核实后方可收寄快递。

但调查发现，快递实名制各地执行宽严不一，快递员的自主性较大，不少快递员在实际揽收快件时并未严格执行寄件实名登记。此外对于快递实名登记造成的潜在信息泄露问题，大家普遍感到担忧。

5、　网络直播实名制

　随着网络直播的发展，各种乱象频频出现。4月18日，百度、新浪、搜狐、爱奇艺、乐视、优酷等20余家网络直播平台发布公约，承诺6月1日前完成实名认证。不过调查发现，目前网络主播实名制认证仍未完成18岁以下主播也能找到注册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