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9/8 9:38:49
- 类型:原创
- 来源:电脑报
- 报纸编辑:电脑报
- 作者:
@本报特约记者 邱全力
短短几个小时,581万网民参与、1500万募捐款的爱心刷屏拨动了公益社会的神经。
“我的心中住了一个‘小朋友’,喜欢用画画跟世界对话。”没有任何预告,36幅色彩斑斓的“小朋友的画”在8月29日意外瞬间刷爆了整个朋友圈。
只需1元钱捐款,或者输入任意金额,就可以获得一副自闭症患者、智力障碍、脑瘫等病症的特殊人群创作的画当作手机桌面,或者分享到朋友圈。这场在腾讯公益平台发起颇具浪漫色彩的公益活动,其热度可以称为第一个广为传播的互联网公益项目,朋友圈疯狂刷屏转发,善款每分钟增加5.45万,5小时581万网民参与,募集资金1500万,微博半天话题超过2亿阅读……
只是,刷屏高潮过后,“1元购画”也迎来了社交网络时代常见的“剧情反转”。并不详实的活动规则、投资商是公益还是骗局?画和收款二维码可伪造、是创意还是营销?腾讯公益和机构是否有分成?资金能到孩子们手上吗?甚至,这些画都是出自孩子们之手吗?种种质疑与指责如影随行,煽动着人们的情绪。
尽管此后腾讯官方三次给包括本报记者在内发来的声明回应称,活动是公益项目,不存在所谓“投资商”,会详细交代善款用途。只是,当公益插上互联网翅膀,从“知乎女神自导自演骗15万”到“罗尔骗捐”案,频繁爆出的信任危机给互联网公益蒙上了一层阴影:真伪信息参差混杂,骗捐现象频现;监管机制缺位,法律保障不足……
因此,对于“1元购画”来说,爱心之外,留下的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意义的话题是:即便是腾讯这样的平台背书,互联网公益和中国式慈善信任通道的建立,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他们是“中国的梵高”
捷麟画的是星星
墨蓝色天空中,散落着大团大团的黄色“星星”,像梵高的《星空》一样。一个人背对画面站在石头上,踮着脚触摸最大最亮的“星星”。在常人看来,这个圆圆的黄圈更像是月亮。
“捷麟画的是星星。”苗世明说。他是上海无障碍艺途公益基金会(WABC)创始人,WABC也是此次小朋友画廊”公益项目发起方、执行方。
过去几天,因为“1元画廊”公益刷屏事件,苗世明的电话被打爆了。甚至,因为电话信息过多,手机过热卡顿,仍然阻止不了一波又一波的来电。
他说,“1元画廊”公益刷屏是一个“意外”,“我们其实不是想让大家捐钱,最主要是想让大家认知,让公众对这些特殊人群有更多认知。”
过去7年来,他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寻找中国的梵高”——苗世明毕业于中央美院,2009年,他担任一场北京798双年展筹划“人人都是艺术家”项目策展人,找来了几位残障人士。一月简单培训后,这些脑部残障者展现出了令他惊讶的才华。一名40多岁的男子,在车祸中脑部遭严重撞击智力受损,擅长画各种各样的小人,满满一张纸,表情、动作各不重复。
这在北京艺术圈引起了轰动,也触及了苗世明童年的内向记忆。“这才是大师!”2010年,他在上海成立WABC,通过建立社区站点工作室的形式,开设艺术潜能开发课程,以发现更多散落在中国民间的梵高。
捷麟正是他发现的“中国的梵高”之一。8月29日的活动中,捷麟有三幅作品在朋友圈被疯狂刷屏。因为画作色彩明亮丰富,捷麟被很多网友称作是最有天赋的“疯狂小画家”。他的母亲王巧如内心满是欢喜:“儿子自己不知道,但我替他开心。”
23岁的捷麟是个高高的、胖胖的男孩,6岁半时,他被诊断为自闭症。后来,父亲患了尿毒症,长期住院,母亲王巧如辞去工作,2013年,孩子父亲病情加重,他们只能来广州求医,几年来搬了四次家,目前租住在广州员村横街一栋建筑二楼的简陋两房一厅里。
两年前,捷麟开始在WABC学画时,只会画简单的勾个边。后来,他越画越多,常常一画就是一整天,有时一天画三四十张,基本都是叙事性的,比如坐汽车上山的过程,他会分解成 50 张画出来。
纸上的涂抹,成了他心底的星辰大海,四年来他画了3000多幅画。不过他仍不太好沟通。不管是谁的画笔、颜料,他拿起来什么就用什么去画,对“你的”和“我的”没有区分——但是,看着捷麟的作品,这些令苗世明惊叹,“这就是原生艺术的展现啊!”
原生艺术,是一个令许多人全然陌生的词汇。它指的是,带有自发性和创造性,未经手职业的人所创造的作品。它最重要的创作者,就是精神病、自闭症患者、智力障碍、脑瘫等病症的特殊人群——按照苗世明和腾讯方面的说法,那36幅被疯狂刷屏的画廊,就是“原生艺术”的最好展现。
如同捷麟一样,每张疯狂刷屏的“原生画”背后,都有一个让人心碎的故事。三年前,母亲带着刘一从东北老家到上海上特殊学校——作为一个自闭症孩子,许多家长会把孩子带到较远的地方,“就不用忍受亲戚朋友的异样目光和语言了”。
人们不理解这样的病症,也就看不到他们的内心。在中国,跟这些孩子一样的还有很多人,语言、动作、表达、分享、感知周围人的情绪,只是人们听不懂,或者看不懂。有研究报告显示,中国自闭症患者可能已超过1000万,脑部残障群体人数目前在3000万人左右,这个不容忽视庞大的群体,就像天上的星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募集监管平台几方关系颇深
腾讯公益的2017年99公益日的准入机制
8月29日上午,36幅以H5形式表现的“小朋友的画廊”火了。“朋友圈突然铺天盖地都是‘一元购画’内容,真的很震撼。原来,我们都不曾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一位网友对记者说,在他印象中,如此大规模的在朋友圈中刷屏公益活动,这好像还是第一次。
如同很多网友感受,“意外”也是项目发起方WABC、深圳市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与项目平台方腾讯公益,三方对这场“疯狂刷屏”的一致感触。按照腾讯方面给记者的说法,“小朋友画廊”活动原本计划9月1日发布。28日,一名合作伙伴在没有告知情况下,将活动页面转发到了朋友圈后被迅速传播、发酵。
“整个机构上下都感到措手不及, 这应该是现象级的、世界性的公益筹款事件了。”苗世明说,“我们以前一直是一个线下的公益服务机构,互联网也做3年了,但这次很意外。”他表示,这次活动是WABC和腾讯公益合力策划了一个月的结果。
然而到了午间,画风突变,一则怀疑投资商捞钱的传闻不胫而走,称“孩子十分之一都拿不到”。此后,是否存在投资商与分成机构?购买的画为何无法正常获取?公益慈善应如何合理合法进行?种种质疑纷至杳来。
“我们不惧质疑,‘罗一笑事件’不会重演。”面对汹涌质疑,腾讯官方和苗世明都多次否认称。
苗世明表示,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是公募平台,上海艺途公益基金会必须要通过爱佑未来基金会才能筹钱,钱也是分阶段、按照项目给到艺途公益基金会。此外,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还起到监管的作用,不存在所谓提成,所有钱都花在项目上。
腾讯公益公关部则一天内三次给本报记者发来声明称,腾讯公益网络平台是民政部根据《慈善法》认定的13家网络募捐平台之一,网友通过该平台捐赠的所有资金,均进入政府认定的具有公开募捐的慈善组织的账户。在“小朋友画廊”活动中,善款项目账户为深圳市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钱将会分阶段、按照项目给到艺途公益基金会。
记者调查得知,腾讯公益平台和爱佑未来联系颇深——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由马化腾与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共同发起,2015年在深圳市民政局注册成立的公募基金会。官网资料显示基金会理事长为周其仁,理事包括马化腾和万科董事长郁亮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爱佑慈善与爱佑未来有五位共同理事,分别是王兵、马化腾、李家杰、郁亮、耿源。另外,爱佑未来2016年向爱佑慈善捐款1000万。爱佑慈善报告也显示,马化腾个人在2016年向爱佑慈善基金会捐款787万余元。
目前尚无法得知腾讯公益、WABC、爱佑慈善、爱佑未来之间有何关联。不过,《商业周刊中文版》在今年1月初报道称,WABC和爱佑慈善第一次发生交集是在2016年5月。当时正在北京的苗世明接到一个电话,他被邀请到爱佑慈善基金会谈接受资助的事。两个多小时会谈之后,爱佑慈善基金会确定了一笔投资,这意味着WABC每年将能得到30万元以上资助,同时爱佑成员将针对WABC发展中的短板,如HR、IT、战略选择等进行扶持。
杯弓蛇影般的信任危机
以“全国首个透明网络慈善平台”为口号的施乐会。
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这1500万善款的最终去向。有网友就表示,这1500万巨额捐款并非给画作者个人,而是捐给WABC工作室,这一点在捐款之前未得到醒目的说明。
实际上,这1500万,并不会属于这些画廊作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上海艺途公益基金会就明确表示,已提前与这些作品的作者签署了版权协议,有一部分善款将按照版权协议签署中的比例给学员家庭,而大部分将用在项目发展。
对此苗世明的解释是,1500万元善款的三分之二将会用于目前十个分支机构的深入发展,另外三分之一将会用于拓展新的城市,在这些城市继续开展脑部残障群体的艺术帮扶项目。根据记者了解,经过7年发展,WABC已经在北京、上海等6个城市开设了40多个社区工作室,工作人员和教员数量超过百人。苗世明表示,他们的成本主要是老师、画材和场地租金,老师有全职和志愿者两种,都会有工资或补贴,全职教师的工资为数千元。一个城市一年的支出在50万到100万元之间。
“这次是为项目发展筹款的。”苗世明称,到2018年将在全国30个城市发起“用艺术点亮生命”公益项目,这些筹资都用于支持这个项目。“我们现在每天辅导约一千个孩子,到2018年,预计能帮助到5000—8000个孩子。”
不过截至本报发稿,记者未能获悉这些画廊孩子与WABC签署的版权协议具体内容。此外根据《新京报》报道,在某微商城中,一家名为“WABC商城”的店铺,销售“WABC无障碍艺途”机构成员的画作。这家店铺运营主体为“广州市原生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苗世明。有律师就表示,残障人士对画作享有著作权,“WABC商城”出售画作,也应当取得其监护人的授权,否则,该公司行为已侵犯著作权,甚至有利用公益活动敛财之嫌。不过,WABC是否获得监护人的授权、授权的范围、收益各方如何分配等等问题,目前也都没有答案。
实际上,公众的质疑其实也并不是没有来由。毕竟早先产生的种种乱象,让搭上了互联网快车的慈善事业经历了大起大落,哪怕对所谓的专业募捐机构,也是杯弓蛇影般的信任危机。
2007年4月,“施乐会”打出“全国首个透明网络慈善平台”的口号在浙江金华市上线,凭借“捐款、受助过程全透明、每笔善款100%到达受助人”的承诺,“施乐会”迅速得到认可,不少影视明星成为捐助者,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公益”是其最大的团体捐助者。2012年,施乐会被指通过第三方网站收取高额网页置顶费、从每笔捐款中抽取高达50%-90%的提成,最终,施乐会被相关部门责令关停。
“互联网募捐和公益正面意义不必赘述,它让更多不幸的人能够发声,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汇集爱心,的确帮助了许多人。但互联网公益就像一把双刃剑,同样存在着太多盲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慈善界人士表示。慈善其实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涉及到对受捐人信息的核实、慈善资金的流向和使用的审核,也因为慈善资源有限,还牵涉到一个分配排序问题。
在这位业内人士看来,对于国内大部分互联网公益平台而言,目前都缺乏这些专业步骤,大多数仅仅停留在第一个层面,也就是集中在为筹款背书方面。很多凭几张照片、几句悲情文字、一些真真假假的故事,轻易就能被广泛传播。
另一方面,互联网上的人们,情绪上更容易受到鼓动。“在虚拟互联网上,人们的种种情绪——无论是同情、关心、感动,还是愤怒、急躁、暴戾,触发门槛都比现实生活中更低。无数网友的道德感和正义冲动很容易被调动,也很容易反转陷入谩骂的抨击之中。”
在这方面,其实有了太多沉痛的教训。比如罗一笑事件,从始至终人们没有看到孩子的诊断书、病情、家庭经济情况的描述,但它收获了百万量级的转发和几十万人次的捐赠。加上之前知乎大V“童瑶”诈捐事件,“狗嘴救人”谎言骗捐, “非洲小朋友举牌送祝福伪慈善”项目……等等事件,共同指向的是互联网募捐和求助审核的缺失与严重的不规范,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意义的话题是:当互联网、科技和募捐、公益结合,慈善就真的变得透明了吗?
深度:
国内互联网巨头都在发力公益
为何公益也难变得透明?
7月19日,小狗电器成立18周年。
小狗电器创始人檀冲攒了一个局。他邀请了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瑞合、京东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马丽波等公益界人士,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讨论:你的公益初心是什么?
这是个很难回答,或者说很难得到内心真实想法的问题。不管是为了公益本身,还是企业形象,伴随互联网公益平台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互联网公益已成为阿里、新浪、腾讯等所有科技和互联网企业最为重视的方向之一。
但无论多少项目、形式或口号响亮的公益,其实都最终落脚在下面这几个问题:如何确保每个项目的真实性?善款去向是否更加难以追踪?是否会有账目不清的机构鱼目混珠?
腾讯: 99公益日要透明难度很大
8月31日凌晨,记者登陆腾讯公益频道,其乐捐平台项目统计:募款中项目9278个, 执行中项目13016个, 已结束项目11861个。
在8月初,募款中的项目才6000来个。一个月之内,数字每天以100个项目以上速度上涨——实际上,按照腾讯公关部给记者的回复,风靡朋友圈的“小朋友画廊“,就只是腾讯一年一度的99公益日活动的预热。
所谓“99公益日”,是由腾讯公益联合数百家公益组织、知名企业、明星名人、顶级创意传播机构共同发起的一年一度全民公益活动。2015年9月9日,第一届腾讯99公益日,腾讯出了1亿元。当时参与的项目是2000来个。2016年,第二届腾讯99公益日,腾讯公益基金会,出了2亿元,又联合一批企业出了2亿元,共4亿元。当时参与的项目是3600个。
不同于传统捐助,腾讯公益是一个开放型平台,成立于2006年,是中国互联网第一个公益基金会。他们尝试将关系链、社交网络、支付能力作为原始工具,开放给各个公益组织,帮助其自主发起筹款项目,而用户可以直接通过指尖进行跟捐,跟踪自己款项的去向。
面对2017年即将到来的99公益日,腾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表示,将携全平台流量、价值超20亿元的“创益计划”、7大腾讯生态系爱心企业共同助力,为公益机构充电。其中,微信支付已联手腾讯公益于8月9日率先推出“公益币”新玩法,用户微信支付后每笔交易均可获得“公益币”,用于捐赠支持公益项目。
过往两年中,99公益日带来的除了高歌猛进的公益筹款数据,也曾引发行业对某些公益机构善款去处和进度披露问题的严格关注。这背后所反映的,恰是公众对以互联网模式解决传统公益沉疴顽疾的更高期许。鉴于此,腾讯公益官方此前多次表示,在透明度披露方面的重大突破,或将成为本届99公益日的最大亮点。
根据记者了解,具体而言是通过今年5月推出的透明组件中的信息披露模板,公益机构可以面向公众披露以下数据:1、一定周期内的募捐金额;2、该周期内开展慈善活动的支出数据,及其对应的财务明细报告;3、项目阶段性执行报告。
不过,从一个“小朋友画廊“公益活动就引起如此大争议来看,腾讯想要2万多个公益(募款中+执行中)做到真正透明,想要腾讯网、腾讯公益基金会、各公募基金会、发起项目参与方、捐赠人、广大公众等各方都满意,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现在看上去还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问题。
阿里:公益背后难掩商业逻辑
7月中旬,新密市超化镇中心小学校长慕志伟获得了马云的50万奖金之前,压根儿没想到,会和大名鼎鼎的马云“沾上边”。去年7月,当马云公益基金会发起“马云乡村校长”计划,预计10年投入约两亿元,寻找、支持中国优秀乡村校长时,他并不知道也不抱希望,因为在全国像他这样的乡村校长有20多万。
然而,是一家公益机构认定并推荐了他。他更没想到,一年后,经过一路过关斩将,他竟会入选首批“马云乡村校长计划”,成为受表彰的全国20位乡村校长之一。而马云在新浪微博的名字不知何时也已经改成“乡村教师代言人马云”,此前的则是“TNC(大自然保护协会)董事会董事马云”, 他说:“物质的匮乏会造就身体的畸形,而心灵的匮乏带来的精神畸形更可怕。我们每年奖励100位优秀乡村教师,想要换来的是社会对于这一群体的关注与支持。”
“可以低调做慈善,但应高调做公益。”在2016年7月的那场首届全球XIN公益大会上,马云如此表示,公益的本质是唤醒善良。公益与慈善不同,慈善是个人的,是给出自己的善心;而公益是一种群体的行动,目的是要唤醒更多人的善心并激发他们的善行,公益不在于捐了多少钱,而在于你的改变引起社会的改变。
可以看出,相比腾讯公益的项目定位精准。马云想展现的,除了公益人士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外,更希望让公众了解中国公益行业在做什么、做得怎么样、谁需要帮助。
这也反映在了阿里巴巴日常的公益行动中,与新浪微博、腾讯推出自身的公益平台,并以网络捐赠、公益事件传播、公益文化推广为主要方向相比,阿里反其道而行,不建立独立的公益平台,而是依托原有商业平台倡导“平台化公益”,力求在自身的商业模式中探索各种业务和公益结合的可能。
比如支付宝的蚂蚁森林,已经变成一款在年轻人间日渐流行的“手机游戏”,吸引用户“起早贪黑种树”——通过步行、线上支付等低碳行动积累积分,在库布齐沙漠中换取一棵写有自己编号的梭梭树(防风固沙最有效的树种之一)。蚂蚁金服将该计算积分的“碳账户”定义为支付宝三大账户之一(资金账户、信用账户、碳账户)。蚂蚁金服社会责任高级研究员白雪就表示,这种模式是“给了你一个平台,帮助你改变千里之外的世界”。
此外,就连农村电商扶贫计划、提高工作效率的钉钉、创客基地的建立也被其写入自己的社会责任报告。换句话说,他们希望在未来用公益描述自己的一切商业行为,并以公益的名义与更多的人实现“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轻松筹:募捐还是骗捐争议从未停息
8月21日,民政部再次约谈轻松筹 ,要求其规范个人求助,引导其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对接——2017年民政部不止一次在官网提到约谈了轻松筹。早在今年2月份,民政部官网就通告约谈了轻松筹,就其为对个人求助信息审核把关不严、对信息真实客观和完整性甄别不够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等问题提出批评,并要求轻松筹立即进行整顿。
然而半年过去了,轻松筹却还是因为同样的问题,第二次被民政部约谈。
可以个人公开筹款的 轻松筹,是一个让网民又恨又爱的极端平台。截至今年7月,作为我国民政部批准的唯一一家公益众筹平台,“轻松筹”注册用户已超1.6亿人次,全国共有147万个家庭通过该平台解决了医疗费的问题。147万这个数字,是当个人遭遇重大疾病或突发特大事件时,一个个类似于“”浙商大美女硕士全身烧伤 ,轻松筹爱心接力60万为其解忧“、“至亲烧伤11小时筹款11万, 轻松筹搭建生命之桥“的新闻。
然而,这背后,却是这几年来信息泛滥、虚假难辨、骗捐、诈捐的轻松筹,更是众多用户对“骗捐”的声讨。2015年,轻松筹医疗救助项目遭到用户举报1150起左右,相当于每天有3起用户举报。审核门槛不高、求助者可自行改变求助金额等问题,让公众质疑自己捐出去的钱是否真的到了有需要的人手上。
2016年,罗一笑事件,更是揭开了轻松筹等只提供众筹平台,既不承担对实质事项的严格审查责任,也不管事中事后监管,甚至成为骗子保护伞的问题和巨大漏洞。
其次,商业利益泛滥。众多互联网众筹机构在提供众筹平台时要收取一定的平台费。据齐鲁晚报今年5月报道,一位患脑瘤4岁女童通过众筹平台募集到9万多善款,但却要被扣除2%的平台费。如此高的平台费让公益在商业利益面前黯然失色,平台担负的责任与获得的利益也明显不相符,“轻松筹”变成了平台的“轻松赚”。
甚至,轻松筹是否合法、有无公开筹款名分也是长期争论的焦点——现行慈善法中,并未对个人救助作出明确划分。这里面,也有相关部门的责任。去年7月,民政部下发了《关于遴选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通知》(下称《通知》),首批13家获得审批的信息平台中,轻松筹、蚂蚁金服公益平台、腾讯公益等忝列其中。
不过,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就表示,《通知》只是为互联网公益平台资质的争议打下分号,“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的慈善平台还没建立起来,慈善组织自建平台也还要一段时间,只有三类信息平台充分发挥作用以后,轻松筹这样一种慈善创新形式才有可能纳入法治的轨道”。
慈善法中对应平台的规则、监督机制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轻松筹们并未完全合法。“其他两个平台的完善,可以使‘轻松筹’这样的指定平台也能够以合法的形象出现。目前这种模式只能说是在创新阶段。如果想用这种形式大规模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包括募集资源,可能还有很大风险。”
记者观察:
2008年,由于南方冰雪灾害和汶川地震,全国的公益慈善捐赠总额达到了1070亿元,该年被称为中国的公益元年。但其后的“郭美美红十字会事件”、“天价餐费”等一系列负面事件的曝光,使得公益事业的信任遭到民众质疑,一直到2012年都处于低谷时期。
2012年,互联网公益悄然兴起,新浪微公益平台、腾讯公益平台等相继上线,中国的互联网公益平台如雨后春笋。与此同时,互联网公益平台的同质化问题也日渐显现。除了种种受到争议的骗捐、诈捐事件,中国的公益组织在互联网公益方面的尝试更多的是局限在外部,主要是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和筹集物,最重要的大数据管理、互通尚处于起步阶段。
比如,以寻亲平台为例,目前市场上有腾讯寻亲、微博寻亲、头条寻人等平台。那些寻找走失亲人、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士不得不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上多次重复发布求助信息,这些平台之间的不互通,不仅加大了寻亲人士的负担,降低了希望,而且表明尽管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中国的互联网公益在模式、监管、宣传推广、资源管理等每方面,都还有很长的路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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